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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佛海日记揭秘他为何要当“汉奸”?

发布者:admin
日期:2019-07-12 16:38

周佛海日记揭秘他为何要当“汉奸”?

周佛海一生短促,只活了51岁。 但他一生笔头甚勤,养成记的习惯,每日必记完方寝,确有特殊原因未记,日后必补记。 他并重视自己日记的保存。

1943年1月11日,他的住所南京西流湾住宅失火,当其妻子抢救财物时,他却打开保险箱和书桌抽屉取出日记抱着往外跑,其珍爱日记至此。 抗日战争结束后,周佛海的日记落在国民政府军统局手中。 国民党政府败退出中国内地后,周佛海日记大部分留存内地档案部门,至60年代,档案部门查到残存的7册,另有一部分经军统人员之手流落到香港。

周佛海1940年的日记于1953年8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。

而1939年的一册却下落不明。

1939年是汪精卫集团逃离国内后与日本勾结筹划建立南京伪政权的一年,这一年周之日记记载汪伪集团的活动,内容至为重要,但却失踪,实为史学研究之憾事。 周佛海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的军政财经要职,如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,伪政府财政部长、警政部长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、行政院副院长等,其日记中留下汪伪政权重要活动的历史踪迹是不用说的。 抗日战争初期,周佛海在南京、武汉、重庆,身居国民党中枢机构,随侍蒋介石左右,出席国防最高会议,参与要政。 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国民政府大政方针决策过程的某些情节。 1945年6月9日后至1946年全年,周佛海自述:“因痛病时发,变故迭生,一直未遑或无心作日记也。

”故周逾一年半时间中断了记日记。 有关日本投降前后他的活动及他被关押审判的详细经过之记载阙如。 但其1947年日记中对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所追记,多少弥补了不足。

《周佛海日记全编》的史料价值,除了保存其经历过的重要历史活动的片断剪影外,相当重要的是留下了日记主人心路历程的踪迹。

从抗日战争爆发起,周佛海就对这场民族抵抗战争恐惧、悲观,对与日本妥协,以满足日本某些条件,换取日本停止军事进攻,结束战争,充满了幻想,终于从寻求“和平道路”走向投降的深渊。

读者从周佛海日记中能看到他走向深渊的心路历程。 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。 国民政府虽然下定了抗战的决心,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以汪精卫为代表主“和”的潜流。

周佛海与汪同调,“始终认为战局不会扩大”。 战争一开始,他就与汪精卫、陈公博、高宗武、陶希圣、胡适等人频繁密商与日和平外交。 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余始终认为,国力不足,战争只可适可而止,宜准备外交接洽。

”“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。

”他主张,当胜负未分之际,最好“保全实力进行外交”。 但他们“贡献外交进行方式,不被蒋先生采纳,大为失望”。

他认为,“蒋先生对此次战事似无远大计划,只抱牺牲之简单的决心,时局如何收拾,战争到何程度,似未在考虑之中,令人焦灼”。 战事逐步扩大,周佛海“焦灼万分”,“殊觉苦闷”,“食不甘味”,“瞻念前途,仍有不堪设想者”。

每谈前途,他都颇觉黑暗。

日记中充斥着他悲观情调的语句。 至上海失陷,军事溃败,拟行迁都,周佛海“心乱如麻”,感到“前途暗淡已极”。

11月14日,他日记中记载:“外交形势亦无实际援助,比(利时)京会议(布鲁塞尔九国会议)将发表宣言,一散了事。 军事上抵抗力日渐减少,悲观万分。

午痛饮解愁。 综合各方情况,前途暗淡已极。 ”为避战祸,家人朋友分离相别时,他记写的是:“黯然魂销,惟别而已。 复念时局如此,家庭团聚不知何日。 返家后,睹人去楼空之日,尤令人感伤不已。

”撤离南京前夕,1937年11月17日,他在日记中写与友人相别的情景:“重雾笼城,天昏地暗,此别不知再会后日,相对泫然。 ……日来悲观之至,谓中国从今已无历史,何必记日记?”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,他写道:“盖久战之后,已不觉战争为可怕矣,惟正因此种种关系,将来必有严重悲剧。

”他一心想着的是与日言“和”。

1938年春,身居抗战阵营中枢之周佛海甚至有离开武汉亲自赴香港与日方秘密“交涉”之打算,后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告知他要打消这个主意,“恐起物议”,他还“闻之不胜懊丧”。 在抗日阵营中,“和”与战两条路线之争,使周佛海与蒋介石距离愈来愈远,而与汪精卫越来越紧密。 周与人“谈时局前途悲观万分:吾辈既不能为俄国走狗而入共党,复不愿为日人傀儡,除自杀外,尚有何法?”蒋介石对于他的宣传工作不满意,他认为:“惟蒋先生之理想,亦过于离开现实,决不能实现。

”他感到:“以后局势日益紧急,前途困难,方增未已,为之怃然。

”1938年8月中旬,当他飞离武汉赴渝时,其心境:“出发在即,一时心绪纷烦(繁)”,“忍痛动身……别矣武汉!后会不知何日。

武汉八月,宛如一梦,人生别离,本极痛苦,况永别耶!”这位国民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,身负动员全国军民抗战的大员,竟毫无奋发勇进、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气概,却整日里沉浸在悲怆凄苦惶惑不安的情绪之中。 在周佛海的心中,“盱衡时局,焉如捣,长夜漫漫,何时达旦?今后困苦颠连,当益加甚。

”他没有抗战必胜的信念,相反,他越来越觉得,抗战必然亡国。 他写道:“民国成立27年,不料今日有亡国之趋势,不禁凄然欲绝。 临与武汉告别之前,均觉垂头丧气也。

”“今后局势愈益艰难,而无补救之法,为之太息。 过去一误再误,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,千秋万世后决不为吾人谅,吾人其为历史之罪人也。 ”正是在这种抗战必亡的思想心理支配下,他追随汪精卫,想“打破难关”,采取“非常之举动”,名为与日本谈“和平”,实则走向投降日本的深渊。 从周佛海的日记中,不难找到他走向这条死道的心路历程。 1938年11月中旬,当周佛海与汪精卫密商逃离重庆时,忽闻蒋介石将由衡阳赴重庆,心中非常害怕,他们感到“殊出意外”,“不胜奇异”。

12月1日,他日记中写道:“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,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,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。

”这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恐惧心态。 当他抢先飞离重庆赴昆明时,他的心境:“岂飞机离地之刹那,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?”“默念前途茫茫,国运、己运,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。

”正当周佛海先期到达昆明等汪精卫前往时,蒋介石到达重庆,汪精卫离渝之计划被延误。 重庆电召周佛海返渝,他“甚为踌躇”,“去留问题委决不下”。 他心情矛盾,一会儿想返回重庆,一会儿又决心赴香港。 待汪精卫到达昆明,他“十余日来心上一块石,今始放下”。 他逃离国家的心情在日记中记载得相当清晰。 最后他终于走向投日之不归路了。

(《周佛海日记全编》上、下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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